“颖上南关井，万历末年，时时有白光如虹，淘井得石，铁皮锢其外，启之碧緑温润……” ^①

《颍井黄庭经兰亭序双璧》的出土带有传奇色彩，尤其是其出土时间，历来说法不一。有明正统九年（1444）说，有张廷济的前明说，有宋荦的嘉靖年间说，有邢侗的嘉靖九年（1530）说，有安世凤的万历年间说，有高泽生的万历末年说，不一而足。正如张廷济跋曰：“今观张登云跋云，久尘颍上学宫，则知出井固久，至明末名始噪耳。” ^②由上诸说，近二百年颍井古宝藏藏出出，是谓实况。

此刻石是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城掏挖南关井时所得，故因而得名。石为双面刻，正面有“思古斋石刻”篆书五字，刻《黄庭经》；背面有“兰亭序唐临绢本”楷书七字，刻《兰亭序》，王羲之书，后有“永仲”“墨妙笔精”二刻印。张登云在之后的刻跋中说：“二帖右军真迹不传，惟虞永兴、褚潭州、欧阳率更临本盛传……，余索而谛视之，风神遒劲，大类褚笔。”^③ 董其昌评其：“以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，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，其笔法颇似耳。” ^④王澍亦说：“《兰亭》自北宋至今皆复位武，独董思翁始为思古斋吐气，以为各本皆出其下，允为千古精鉴。”^⑤ 在赞同董的同时，王澍也提出“董宗伯目颍上为米所临，正恐未然”^⑥ ，可见颍上一出引起世人极大轰动，并就与之相关问题展开研究。

颍井《黄庭经》《兰亭序》出自褚遂良之摹本是为公论。其刻本又自何而来？ 从“思古斋石刻”考，据蒋光熙《东湖丛记》载：“余昔曾藏赵松雪所临《黄庭经》，卷后有同时元人一十五人跋，内应本跋云‘得宋刻太清楼《黄庭》并禊帖，松雪见之，爱不释手’。应氏因重模二帖入石自藏，举原本以赠松雪，松雪为临此卷以报之。故松雪所临者前后均有思古斋朱文印记，始知颍上二帖是元时应氏重模太清楼本。”^⑦ 思古斋为元人应本的斋号，综上与首题“思古斋石刻”亦相吻合，应该是元人应本的刻本。此刻兰亭有边栏竖栏，其中有空缺29字，中间“类”字被妄人增刻，“取”“相”“僧”“次”等字字法有增缺，较为特别。

此刻“初搨不数张，纸恶而字甚完好，次搨纸墨皆精，兰亭‘类’字遂而残缺，最后为一俗令妄补，大可憎。且搨皆竹纸，草略殊甚，仅存形似耳。今此石碎已久，即纸者亦不易得”^⑧ 。可见拓本传拓之记述。此刻石在清初即已碎失不全，拓本备受珍视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本（以下简称“馆藏本”）为张伯英^⑨ 旧藏，裱本，1册，14开半。外题签“颍井双璧，视昔轩 藏真，本龙署”，内题签“颍井双璧，视昔轩^⑩藏真，庚申初夏张伯英署”。内有僧寿和张伯英题记、录跋多则，狄平子^⑪观款一则。钤“勺道人”“英”“榆庄”“伯”“英”“张少溥”“云龙山民”“平等阁主”“清晏岁丰之室”“伯英小印”“小来禽馆”印。《黄庭经》拓本前钤“于襄”印，后钤“杨云□印”。明清以来，翻刻本较多，据张彦生云：“原石拓本多是擦墨，墨色有浅重斜擦纹，翻刻多无。”勘核相关考据，馆藏本为重墨擦拓本，墨色均匀且精神，有张登云刻跋，应为原刻石未碎前的晚明拓本，故为弥珍。

此石碎失，一说颍上县令张俊英恶上官索取，在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先拓万张，后击石碎，称遭雷电击毁。一说张俊英为湖南衡水人，复职返乡后，适逢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衡水，石与万张拓片都被付之一炬。又说石碎为三，有杨氏保存一块，历经传家，密保珍藏，现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。各种因缘见诸记载，翁同龢感叹：“神龙遗迹久销沉，颍井翩翩笔势寻。天与俗工除类笔，明珠原不受尘侵。” ^⑬虽为可惜，然《颍井黄庭经兰亭序双璧》带给后世无尽的滋养，藉拓本以永年。